
1950年安全股票配资公司,被抓的军统特务罗炳乾,他供出了一名仍然在潜伏的女特务,希望以此能够戴罪立功,于是便假装去接头。接头时,女特务感到不对劲,在拿到假情报后,便快速离开,但是还没走远,就被抓了。
一九五零年,上海刚解放没多久,街面上看着太平,暗地里还藏着不少旧势力的尾巴。
一月二十七日,上海公安抓住一名重点对象。
罗炳乾,军统技术班出身,抗战时在重庆总台、郑州站当报务员,后来进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技术研究室,当上少校技术员,在同行眼里是个“万能谍报员”。解放关头,他没有撤走,而是留在上海,为台湾方面窃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部署、城市要害情报。
进审讯室那刻,这位老特务一点硬气都没露出来,浑身发抖,不停求饶。
说到后来,他抬眼看人,提出自己还能联系上一名潜伏女特务,如果能借此立功,判的时候能不能轻一些。
得到的答复很干脆:国家有法律,坦白从宽,立功可以再从宽,前头犯的事一样要算。
他报出的名字是钮梅波。
多起爆炸案都能查到她的线索,还在筹划暗杀陈毅。
这个名字上报后,马上引起重视,决定利用罗炳乾设局,把人从暗处逼出来。一封电报从上海发出,说手里有一份与陈毅、与即将举行的军民联欢活动有关的“绝密情报”,必须当面交付。
电报出去,电台连着三天没回声。
到了第四天,电台终于回信,同意见面,地点放在外滩边上一条小弄堂。
僵着的时候,一个路人走过,把一张糖纸扔到他脚边。糖纸并不起眼,他顺手捡起,翻到最里层,在角落里看见一个小小的“沪”字。干过情报的人看懂了,对方在变更地点。
“沪”指向南京路“大沪舞厅”。罗炳乾起身往那边走,暗处埋伏的工作人员也跟着换了位置。
舞厅灯光昏暗,烟酒味重,音乐压着人声,最适合遮挡视线。
过了一会儿,一个中年女子出现,妆容浓,动作麻利,把他领到偏角,这就是钮梅波。
纸条在这里交给了她。
纸上是一份“领导人名单”,写着几天后军民联欢大会上将要出现的中共高层名字,只有陈毅是真,其余全是公安机关编出来的假名,舞厅外的增援早已守在门口,只等里面的信号。
多年在这一行里摸爬滚打,她对气氛起了疑心,嘴上只是几句客套,随后催罗炳乾快点离开,说今天不宜久留。
罗炳乾只好从舞厅里慢慢退出来。钮梅波转进后面一间房,门一关,人影就遮住了。
屋里,她迅速换上旗袍,走到床边,掀起床垫,下方露出早就准备好的地道口。
地道窄而阴冷,却能让人从舞厅里不声不响钻走。
床垫重新放好,等公安破门检查,只看到一间空房,把“大沪舞厅”翻了一圈,也没捞到人。
两名巡逻的公安战士注意到了她,一个远远盯着不放,一个掉头回去报告。押回去一对质,罗炳乾一眼就认出,这是电报里约见的钮梅波。
钮梅波被关进提篮桥监狱。
审讯时,她之前的经历被一点点翻出来:抗日战争期间就给侵略者办事,当过汉奸;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,多次参与爆炸活动,把暗杀陈毅也列进任务。
这次抓捕,对还残留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是一记重击。
罗炳乾因为配合行动,被记作重大立功,照当时法规,量刑可以减轻,有机会免于一死。一九五零年二月六日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到下午一点五十三分,台湾空军出动轰炸机,对上海发动空袭。
炸弹几乎都砸向要害目标,杨树浦发电厂挨了十五枚大威力炸弹,全市电力中断四十多个小时。
统计数字写得干巴巴:一千一百四十八人伤亡,一千一百八十间房屋损坏,工厂停工、医院停电、居民摸黑生活。国民党那边喊着“一年准备,两年反攻,三年扫荡,五年成功”,在上海人眼里,就是拿整座城市做靶场。
调查“二六轰炸”的情报来源时,线索又绕回城里。
敌机之所以能对上海重要设施的位置、价值掌握得这么细,靠的是长期渗透和事先摸底,其中就包括罗炳乾在被捕前送出去的那批情报。前脚帮敌人摸清要害,后脚再用抓女特务来求活,这两笔账放在一起,轻重再怎么算也改不了方向。
军法机关把材料摊开,结论很明确:功不抵过。
一九五零年二月七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宣布判决,罗炳乾,死刑,立即执行。这位曾经的“万能谍报员”,到头来连自己的命运都翻不动。
钮梅波继续羁押,案子结束之后,于一九五五年被执行死刑。
上海的灯火一点点稳定下来,人群重新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安全股票配资公司,这两个人的名字留在档案里,也留在那几年上海人对特务、空袭和清算旧账的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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